译文
老朋友相见只能握手相看,谁敢说话呢,你不瞧见那边军人的刀剑挂在腰边吗?
他们无非是敲诈勒索,抢劫财物,你藏在哪里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善良的人民,在他们的屠刀下含冤死去。
他们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把古寺拆掉,用拆下来的房梁屋柱来修筑自己的营寨,他们把荒坟扒开,用坟上的砖来砌自已的城垒。
在这种年头里,郡侯被驱逐出去是极普通、极平常的事。你看那唐僖宗自己,也不是怆惶地逃到四川去了吗?
注释
旅泊:旅居。
郡中叛乱:指池州(今安徽贵池)发生的兵乱。郡:州郡。
同志:友人。
军家:军将。
平人:平民,百姓。
甃(zhòu):修筑。
郡侯:郡守,州郡长官。
浑闲事:简直是一件平常的事。
政是:正是。
銮(luán)舆:皇帝的车驾。
幸蜀:广明元年,黄巢军攻占长安,僖宗仓皇出逃,前往四川。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参考资料:
杜荀鹤(846~904),唐代诗人。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汉族,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大顺进士,以诗名,自成一家,尤长于宫词。大顺二年,第一人擢第,复还旧山。宣州田頵遣至汴通好,朱全忠厚遇之,表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恃势侮易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未及。天祐初卒。自序其文为《唐风集》十卷,今编诗三卷。事迹见孙光宪《北梦琐言》、何光远《鉴诫录》、《旧五代史·梁书》本传、《唐诗纪事》及《唐才子传》。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余始不欲与佛者游,尝读东坡所作《勤上人诗序》,见其称勤之贤曰:“使勤得列于士大夫之间,必不负欧阳公。”余于是悲士大夫之风坏已久,而喜佛者之有可与游者。
去年春,余客居城西,读书之暇,因往云岩诸峰间,求所谓可与游者,而得虚白上人焉。
虚白形癯而神清,居众中不妄言笑。余始识于剑池之上,固心已贤之矣。入其室,无一物,弊箦折铛,尘埃萧然。寒不暖,衣一衲,饥不饱,粥一盂,而逍遥徜徉,若有余乐者。间出所为诗,则又纡徐怡愉,无急迫穷苦之态,正与其人类。
方春二三月时,云岩之游者盛,巨官要人,车马相属。主者撞钟集众,送迎唯谨,虚白方闭户寂坐如不闻;及余至,则曳败履起从,指幽导胜于长林绝壁之下,日入而后已。余益贤虚白,为之太息而有感焉。近世之士大夫,趋于途者骈然,议于庐者欢然,莫不恶约而愿盈,迭夸而交诋,使虚白袭冠带以齿其列,有肯为之者乎?或以虚白佛者也,佛之道贵静而无私,其能是亦宜耳!余曰:今之佛者无呶呶焉肆荒唐之言者乎?无逐逐焉从造请之役者乎?无高屋广厦以居美女丰食以养者乎?然则虚白之贤不惟过吾徒,又能过其徒矣。余是以乐与之游而不知厌也。
今年秋,虚白将东游,来请一言以为赠。余以虚白非有求于世者,岂欲余张之哉?故书所感者如此,一以风乎人,一以省于己,使无或有愧于虚白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