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自从那天送你远去,我心里总是对你难分难舍,一点相思情在心中萦绕不绝。记得送别时我斜倚着栏杆目送你远行。我用衣袖拂去如雪的杨花,以免妨碍视线。然而你的身影已看不见了,只见弯弯曲曲的小溪向东流去,重重的山峦遮住了你远行的道路,我才意识到心上的人,真的走远了。
注释
南吕:宫调名。四块玉:曲牌名。
绝:断。
凭阑袖拂杨花雪:写主人公靠着阑干,用袖拂去如雪的飞絮,以免妨碍视线。杨花雪,语出苏轼《少年游》:“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如雪花般飞舞的杨花。
斜:此处指溪流拐弯。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描写离别情绪的小令,用代言体写男女离别相思,从语言、结构到音情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自从送别以后,心中万分难舍,一点相思之情,绵绵不断,不知何时能停止?作者以主人公——一名与爱人分离的女子口吻写来,直抒其缠绵的相思、真挚的爱情。曲从别后说起,口气虽平易,然送别的当时,既觉“难舍”,过后思量,心绪自然无法平静。说“相思”只“一点”,似乎不多,但又不知“几时”能绝。这就强调了别情缠绵的一面,比起强调别情沉重的那一面,似乎更合情理,此即所谓藕断丝连。“一点相思几时绝”是全篇的中心,它强调了别情的缠绵,使之成为全篇描写和抒情的基调,也使前三句显得十分形象。
“凭阑袖拂杨花雪”一句有二重意味:首先点明季节为暮春(杨花如雪)时候,此时节容易动人离思,句中或许还含有“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苏轼《少年游》)那种暗示别离情景的意味;二是点明处所系有阑干处,当是高楼;与此同时也就点明了女主人公是独上高楼,她在楼上站了很久,以致杨花飞满衣襟,须时时“袖拂”。
末尾三句“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分明是别时景象,它与前数句的关系不甚确定。可有多种解会。可作顺承看,女主人公既在“凭阑”,不免由望情人的去路而引起神伤,“人去也”是痛定思痛的口吻。另一种是作逆挽看,可认为作者在章法上作了倒叙腾挪,近乎小山词所谓“从别后,忆相逢”(晏几道《鹧鸪天》)的写法。两种解读都可以,就造就了作品的多义性和启发性,体现了作品之妙。
参考资料: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元曲四大家”之首。号已斋(一作一斋)、已斋叟。汉族,解州人(今山西省运城),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以杂剧的成就最大,一生写了67种,今存18种,最著名的有《窦娥冤》;关汉卿也写了不少历史剧,如:《单刀会》、《单鞭夺槊》、《西蜀梦》等;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数10多首。关汉卿塑造的“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不伏老〉)的形象也广为人称,被誉“曲家圣人”。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