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雨中灯火明灭的小船里,因客居他乡而愁思绵绵。船外春草掩映的离亭,由于雨丝的笼罩,仿佛是处在了一重秋烟里。天空中的鸥鹭似乎是与主人公订下山盟海誓的故人,年年总能相遇。
回想往事不禁泪流满面,不要再经过西园。当年佳人微步西园,扬起香怨,如今一去不返,香尘三断,地上长满绿苔。燕子不知道春事已改,不时伫立在秋千。
注释
浪淘沙:原为唐教坊曲。唐人多用七言绝句入曲,南唐李煜始演为长短句。双调,五十四字(宋人有稍作增减者),平韵,此调又由柳永、周邦彦演为长调《浪淘沙漫》,是别格。
绵绵:连绵不断的样子。
离亭:道旁供人歇息的亭子。
鸥盟:与鸥为盟,指隐居江湖。
潸(shān)然:流泪的样子。
凌(líng)波:喻美人步履的飘逸。
香断:指所恋亡故。
绿苔(tái)钱:即青苔。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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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上片写“客思”。
词人善于以景写情,将情语与景语相勾连。“灯火雨中船”一句先带进词人身处的独特环境中:雨中灯火明灭的小船里,坐着因客居他乡而思绪万千的主人公;船外岸上,那春草掩映着的离亭,由于雨丝的笼罩,仿佛是处在了一重秋烟里。天空中飞着的轻盈展翅的鸥鹭,似乎是与主人公订下山盟海誓的故人,年年总能相遇。然而这一切带给主人公的,决不是旅行的欢愉。
下片便从追忆往事写起。
“往事一清然”。虽然情缘未尽,往事难忘,但情人已逝去,令人思念伤怀。“莫过西园”,是因为不忍念起旧事,触景伤情,故意劝阻自己“莫过”。西园,是吴文英与情人寓居的地方,也是当年分别的地方。吴文英在词中多处提到“西园”,如《莺啼序·咏荷》:“残蝉度曲,唱彻西远,也感红怨翠”。接下“淡波香断绿苔钱”句,就是写今日不忍再过“西园”的原因。凌波,代指情人。当年情人微步西园,扬起香怨,如今情人一去不返,香尘三断,地上长满绿苔。这也是哀倾情人世多年的意思,却借西园中长满绿苔的景象委婉写出。“燕予不知春事改,时立秋千。”这句更是哀婉多情。吴文英词中多处提到西园中的秋千。如《青玉案》中“还忆秋千玉葱手”句,《风入松》中“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等句,都表现了词人对情人的痴痴思念。此处,词人见燕子“时立秋千”,又勾起了“往事”,这令人联想到晏殊《浣溪沙》中的名句“似曾相识燕归来”。而感慨“燕子不知春事改”,不仅指“春草又秋烟”的季节变化,而且指词人与情人的欢情不复。燕子已到秋天还痴痴地留恋着秋千,不忍飞去;词人似乎忘记了情人已离开了人间,还痴痴地在西园中徘徊。
从这首词可以窥探梦窗词构思缜密,情意委婉的特点。上片写羁旅行愁,婉转动人,抒发身老江湖的旅怀哀愁。词的下片怀想西园往事,一往情深,缠绵悱恻,抒发思恋去妾的深悲。结构严密,脉络清晰,语言深美,富有艺术魅力。词人运用用典的手法表达了其在往日付出的一份情感再也无法追回而生的深深痛惜。
参考资料:
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与贾似道友善。有《梦窗词集》一部,存词三百四十余首,分四卷本与一卷本。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多酬答、伤时与忆悼之作,号“词中李商隐”。而后世品评却甚有争论。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