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采莲女皆美丽动人,如吴越国色,似楚王妃嫔,她们竞相划动采莲船,湖水打湿了衣衫。
来的时候莲花把她们迎进河口,采完之后明月把她们送回江边。
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田田荷叶中,仿佛一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荷花间,相互映照。
混入莲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
注释
采莲曲:古曲名。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劳动生活情态。
“吴姬”句:古时吴、越、楚三国(今长江中下游及浙江北部)盛尚采莲之戏,故此句谓采莲女皆美丽动人,如吴越国色,似楚王妃嫔。
浦(pǔ)口:江湖会合处。浦,水滨。
罗裙:用细软而有疏孔的丝织品制成的裙子。一色裁:像是用同一颜色的衣料剪裁的。
芙蓉:指荷花。
看不见:指分不清哪是芙蓉的绿叶红花,哪是少女的绿裙红颜。
参考资料:
第一首诗写水乡姑娘的采莲活动。
吴姬、越艳、楚王妃三个词连用,铺写出莲娃们争芳斗妍,美色纷呈的景象。第二句正写采莲活动,从“争弄莲舟”来看,似乎是一种采莲的竞赛游戏。唐汝询说:“采莲之戏盛于三国,故并举之。”(《唐诗解》)因为要划船竟采,顾不得水湿衣衫。采莲姑娘那好胜、活泼、开朗的情态就通过“水湿衣”这个细节表现出来。
她们划着采莲船来到一个花的世界,而最后两句点出她们直到月上江头才回去。诗人不急着写回程,而是插叙采莲女来的情境,她们来时被花儿所迎接,可见花儿是很乐意为她们所造访,而隐着一层写她们对采莲这一活动是非常喜爱,近乎于享受。当她们回去时,那月儿实际上也就是花儿,便依依不舍地送她们了。“花迎人”和“月送归”运用了拟人手法,把整个采莲活动的现场给写活了,极富诗意,写荷花迎接采莲女和月亮送别采莲女,实际上还是为了表现采莲女之可爱。
这首诗通过几个动词淋漓尽致地将采莲女应有的性格——活泼开朗表现出来,并以花、月、舟、水来衬托女子的容貌,可以说这就是一部小电影,对刻画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形象而别有韵味。
第二首诗可以说是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幅活动的画面上明显地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诗歌在开始就展现出一幅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美丽画面采莲女的罗裙和荷叶的颜色一样青翠欲滴。比喻虽不新奇,但用在此处却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既描绘了田田的荷叶,又写了采莲女美丽的衣裳,两者相互映衬,恍若一体。尤其是“裁”字,用得极其巧妙,罗裙是裁出的,可是此处也用在荷叶上,似从贺知章《咏柳》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句中得到了灵感,让人感到荷叶与罗裙不仅颜色相同,似乎也是同一双巧手以同一种材料制成的。由此又让人不禁联想到屈原《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感受到这些女子如荷花般的心灵。娇艳的芙蓉花似乎都朝着采莲女美丽的脸庞开放,明写荷花,实则为了衬出人之美,采莲女的美丽,不是闭月羞花式的惊艳,而是如阳光般健康温暖,似乎能催开满池的荷花。这两句诗本自梁元帝《碧玉诗》“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王昌龄的这篇较之则更胜一筹,意义更为隽永。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诗的第三句“ 乱入池中看不见” 是对前两句的补充和深入。它有两重含义:一是突出荷田的稠密, 使人荷莫辨更真实可信;二是突出了观望者的感受和心理活动。其中“ 乱” 字用得十分微妙。末句“ 闻歌始觉有人来” 除了从另一面说明少女被荷田遮蔽与消融,难以被观望者发现以外,又写出一种声音的美,增添了诗的活泼情趣“。乱”字既指采莲女纷纷入池嬉笑欢闹的场面,也可指人与花同样娇嫩难以辨别,眼前一乱的感觉而“看不见”呼应上文,也更显荷叶罗裙,芙蓉人面之想像了,同时也虚写了荷塘中花叶繁茂,人在其中若隐若现之景,并引出下句:“闻歌始觉有人来。”这一句描写细腻入微,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诗人当时真实的感受。“始觉”与上句“看不见”呼应,共同创造出了一种“莲花过人头”的意境。“闻歌”也与“乱”字呼应,悠扬动听的歌声表现出她们活泼开朗的天性,同时也为整个采莲的场景添上了动人的一笔。
这首诗句与句联系紧密,意蕴深远,精雕细琢却给人带来清丽自然之感,可以看出王昌龄炼字炼意的高超技艺,对中晚唐的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王昌龄 (698— 756),字少伯,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早年贫贱,困于农耕,而立之年,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交厚。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被谤谪龙标尉。安史乱起,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最著,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誉(亦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说法)。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