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住在山水风光的乡村,不知不觉有了老头子的情怀,把当官的烙印都消除了,学会了民歌野曲,端着老瓦盆和几个农夫喝碗小酒,再也不投身那天罗地网的官场。
发达了被人唤作俊杰,放弃了功名就要被叫做痴呆吗?不学那王粲登楼,冯讙弹琴,他们只是追求功名,辞官归隐竹篱茅舍,古今只有陶渊明是真俊杰,不为那五斗米折了腰。
注释
熏陶成野叟情:感染和陶冶成为老农民似的情性。野叟,野老,老农。
时官样:时髦官员的模样,流行的官僚架势。
老瓦盆边:粗陋的陶制酒器。这是元曲中习用的词语。
天罗地网:喻法制森严、危机四伏,无法逃出官场中设置的陷阱。
达:通晓。
王粲:汉未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西京丧乱,他避难荆州,投靠刘表,未被重用,于是作了一篇《登楼赋》抒发自己久客异乡,才能不得施展所产生的思想情绪,主旨仍是对功名的热衷。
手莫弹冯讙铗:冯讙在孟尝君家里作客,没有得到重视,于是弹铗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有了鱼,又说“出无车”;有了车,又说“无以为家”。他自然也是追求功名富贵的。▲
首先,用喧器热闹的都市与清幽恬适的村庄比照(明比)。都市的富贵繁华,没有给予作者优越的舒适感,反而觉得自己像久在笼中的鸟,失去自由,失去乐趣,失去本性,而竹篱茅舍,环山傍水的宁静村庄,天然无雕饰,极具诱惑,人在这里可以无拘束无忧虑,心情舒畅地过着淳朴的生活,虽则“带月荷锄归”,不无辛苦,甚至“饥来驱我去”,难免饥寒,但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充实。乡野清幽淡雅的环境很适合作者生活,更是他找到精神解脱的地方,故“近村居水色山光”,是说自己要投入到新环境新生活中去。此外,处在元末乱世的作者,能做到“远城市人稠物穰”,足见他是一位敢于改变自己,对自由生活有所追求的士大夫。通过城乡生活的对照,展现的不仅仅是环境氛围的差异,更是作者的勇气。
其次,用污浊险恶的官场与清新优美的田园比照(暗比)。作者曾以“苍蝇竞争,黑蚁争穴”形容当时官场的腐朽,表达厌恶之情;而对清新幽静的田园则描述到“居山林”,“看青山,玩绿水”……充满着喜悦之情。感情的色彩差异,折射出他对生活价值的取向,官场的生活已让他厌倦,并说出“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表明退出仕途的决心,而那“采黄花,摘红叶”,“随分耕耘”,“演习会牧歌樵唱”的田园生活令他神往,于是他主动地选择“绝念荣华,甘心恬淡”的道路。他乐田躬耕,是为了最终能够摆脱官场的“天罗地网”,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歌咏隐逸,“老瓦盆边醉几场”,庆幸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在两种境界的对照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作者摆脱羁绊而获自由的幸福之情,更是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
最后,用虚假多变的“时官样”与纯真率真的“野叟情”比照(暗比)。作者对归田前的“官样”和归田后陶冶成的“野叟情”怀有憎恶和喜爱的不同感情。但这前后感情和态度的变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以行动来表现作者思想本质的改变。这体现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是从官场来到乡村,环境变了,自己的生活作风也要彻底改变。清除官场中的习气,就是不迎合,不依附,不伪装,不再察言观色地行事,与随波逐流的坏习气彻底决绝;去掉官吏的架子,就是把身上沾有的号发施令、指手画脚的官僚作风去掉,回归“野叟情”,亲近“野叟情”。所以,“铲削去时官样”暗示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丢失。二是种地求食,生活在自己的田园———学会“牧歌樵唱”,享受悠然之后;“竹几藤床,草舍柴门”,怡然简朴的生活……熏陶成野叟老农的性情。由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脱胎换骨及叛逆精神。
摆脱束缚而流露的欣喜之情,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积极的追求精神和改变自己的勇气;为归田村居生活而深感自豪,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纯朴的人生价值和安贫乐道的思想。这是心灵的净化,是高唱人生新旅途新生活的真情流露。▲
汪元亨(生卒不详),元代文学家。字协贞,号云林,别号临川佚老,饶州(今江西鄱阳)人元至正间出仕浙江省掾,后迁居常熟官至尚书。所作杂剧有三种,今皆不传。《录鬼簿续篇》说他有《归田录》一百篇行世,见重于人。现存小令恰一百首,中题名「警世」者二十首,题作《归田》者八十首。他生当元末明初乱世,从今存散曲内容看,多警世叹时之作,吟咏归田隐逸生活。在艺术上,其散曲风格豪放,语言质朴,善用排比,一气贯注:有些则潇洒典雅,情味浓郁,互文比喻,耐人寻味。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