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悠悠天地之间,草木呈献出干奇百怪。
老来独坐在蒲团上,觉得山中特别逍遥自在。
注释
悠悠:寥廓,深远。
献:呈现。奇怪:奇形怪状,隐喻宋亡后的种种怪事。
投老:到老,临老。蒲团:用蒲草编织的垫子,僧人打坐或跪拜时用。
诗题为《山中开坐》,山中景色。已属清幽,加之时当开晚,蒲团静坐,气氛更为恬静淡泊,定下了诗的基调。
开头两句写山中景色。悠悠,状天地的寥廓,景象开阔深远。献,奉献,这里将草木拟人化,即在浩瀚的宇宙中,草木都有了知觉,终相呈现各种奇形怪状的姿态。这句隐喻宋亡后世态翻覆,种种怪事不堪入目。
后两句承“奇怪”而来,由写景转而写心境。在草木争奇斗怪的热闹场合中插入“蒲团”,本来是不协调的。加之是“投老”,坐一辈子,直到生命终结,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惋。但面对社会现实而富于正义感的诗人,既不能力挽狂澜,又不甘心依附元朝,除终老蒲团外别无他途。“自在”而冠以“大”,似乎诗人对这种归隐生活,是十分喜爱和赞赏的。
据李有《古杭杂对》对载,文及翁及第后,与同科进士游览西湖,即席赋《贺新郎》一首。词中说:“余生自负澄清志。”又说:“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可见文及翁本来是一个胸有大志、一心图谋恢复的有为之士,从他对林处士的讥诮,也可看出他对那些自命风雅、不问国事的所谓“高人隐士”是如何深恶痛绝了。这样一位血性男儿,要在寂静的山林里孤坐蒲团以了残生,这里头当蕴含多少难言的隐痛。平和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亡国的灯痛和愤激,外表越是恬淡和闲适,内心的痛苦也就越是深切和沉重。应该说,这种“自在”的归隐生活,是作为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现实的抗争。
南宋末年的词人刘辰翁有一首《柳梢青》词,其中写道:“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在清冷的山中开晚,青灯独坐,念念不能忘情的,仍然是旧君故国,前朝父老。文及翁和刘辰翁的身世和心境,完全相通。▲
德祐初(即1275年),文及翁曾任参知政事,宋亡不仕,闭门著书。这首诗就是写他在山中的隐居生活的。
文及翁(生卒年不详)字时学,号本心,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徙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宝祐元年(1253)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为昭庆军节度使掌书记。景定三年(1262),以太学录召试馆职,言公田事,有名朝野。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秘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咸淳元年(1265)六月,出知漳州。四年,以国子司业,为礼部郎官兼学士院权直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年末,以直华文阁知袁州。德祐初,官至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兵将至,弃官遁去。入元,累征不起。有文集二十卷。不传。《全宋词》据《钱塘遗事》卷一辑其词一首。
虏阵横北荒,胡星曜精芒。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
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
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漠,杀气凌穹苍。
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傍。途冬沙风紧,旌旗飒凋伤。
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
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