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世间没有什么事物能抵得过对于春天消逝的忧愁,应当面对苍天痛哭一场才罢休。
四万万人民啊一起痛哭吧,辽阔的远方哪里还有中国的疆土!
注释
抵:抵得过。
春愁:对于春天消逝的忧愁。这里指对于国事飘摇、国势衰微的忧愁。
合:应该。
苍冥:苍天。
一哭休:痛哭一场才罢休。
四万万人:当时中国人口有四万万。四万万,四亿。
神州:战国时驺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后世用它作为中国的代称。
这首诗写面对国土被侵、主权旁落的深重民族危机,诗人满怀悲痛和无助,虽身处阳光和煦的春日,仍无法慰藉内心深处的愁绪,诗人忧国忧民,感怀于国家的懦弱与苦难,困惑国家的出路到底在何方,不禁与同胞们一起潸然泪下。全诗风格悲怆苍凉,情感浓烈真挚,闪烁着爱国精神之光。
《有感一章》这首诗是一首写大忧和大痛的七言绝句。首句“世间无物抵春愁”直抒胸臆,世间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了自己的“春愁”,极言自己愁之大、愁之重。“抵”这个动词使后面春愁一词一下子具体化形象化了,并给人无尽的想象。春天本来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但是在一年前的春天,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而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为春天留下了民族耻辱的阴影。当春天再次来临时,这种亡国之恨当然是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
第二句“合向苍冥一哭休”,紧承首句,进一步写悲。只有面对苍天,放声痛哭一场才能罢休,然而这“哭”字又不仅仅写悲,因为是向着苍天去哭而不是向隅而泣,那悲必然是悲中有愤。第三句“四万万人齐下泪”,由个人悲转向亿万广大同胞悲,表现的是更大的悲痛。同时也表明了诗人的思想情绪与亿万广大人民是一致的。
末句“天涯何处是神州”,点明了以上三句所写忧愁和悲痛的原因。在苍茫的大地上,昔日的神州不知到底在何处。被帝国主义瓜分了,这必然使诗人和全国亿万人民痛哭。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对国土沦陷、国家危亡的无限忧虑和悲痛,表达了对清王朝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愤慨,但这首诗写忧写痛并不使人沉溺于忧愁和悲痛,而给人一种催人警醒、奋争的潜在力量。直抒胸襟,感情激越,视野广阔,笔力沉重,以反诘收束,更增添了悲痛感慨的力量,这是此诗写作上的特色。▲
此诗作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春。先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因甲午战争战败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对谭嗣同刺激极大。他在《兴算学议》中说:“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当馈而忘食,既寝而屡兴,绕屋傍徨,未知所出。”因此,当又一个春天来临之际,他又激起了万斛“春愁”,作了这首诗。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省长沙府浏阳县(今湖南省浏阳市)人,生于顺天府(今北京市),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