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裴公的随从官员当中，有个人拿着《荆潭唱和诗》让我来看，我接过来诵读一遍，就仰起头说道：“太平安定的曲调平淡浅薄，可是忧愁伤感的歌声深刻精彩；欢乐愉快的文辞难以写好，可是穷困痛苦的作品容易成功。因此，文学创作，常常出自漂泊异乡、隐居山林的人士。至于那般王侯显贵，官高禄厚，得意洋洋，不是自来擅长而又爱好作诗，那就没有功夫弄这个。

　　如今裴公任荆南节度使，开辟镇守荆州地区，统辖九郡；常侍杨公，领有湖南一带，土地长两千里。他们两位，推行德政、执行刑罚都很努力，所得爵位俸禄也都极高。而且竟然还能留心研究文学艺术并且写作很下功夫，把文才运用在吟诗作赋上，往来不绝，有唱就和，搜寻奇字挑选怪词，精心雕琢文字，要与穿布衣、束皮带、住在里巷、生活困苦、专心写作的贫士争个高低。他们两位所写诗篇，音调铿锵，犹如金石之声，深刻精彩，足以感动鬼神，真是人们所说的才能全面、能力高超的诗人呀。两个幕府的随从官员，以及下属官吏，也都跟着他们的长官写了和诗，只要编进诗集的，都是值得一看的。这些诗篇，谱上乐曲，抄成书册，是应当的。”这位随从官员说：“您的话说得对。”禀告裴公，让我写下来作为《荆潭唱和诗》序。

注释
荆潭唱和诗：裴均、杨凭唱和的诗集。裴均：字君齐，河东郡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至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出任荆南节度使。杨凭：字虚受，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出任湖南观察使。裴、杨二人及其僚属，公务之余，诗歌唱和，编成一集。今已佚。
从事：州郡长官自任的随从官员，幕僚。
示：让……看。
卒业：诵读全书。
音：古代诗歌都能按曲歌唱，所以诗歌也可称“音”。
要妙：精微的样子。
羁（jī）旅：旅客。
草野：指代山林隐士。
不暇：没有空闲。
仆（pú）射（yè）：唐宋两代朝中设左右仆射，辅佐天子议决国政，相当于宰相职位。
蛮荆：荆州居住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所以冠以蛮字。
统郡惟九：荆南统制九郡，即荆南、夔、忠、万、澧、朗、涪、峡、江陵。
常侍：官名，又称散骑常侍。侍从天子，掌管文书、诏令。
壤（rǎng）地：土地。
崇：高。
咏歌：指作诗，因为古代诗歌既可吟诵又能歌唱。
德刑之政：古代统治者常以德政与威刑作为治民手段。
往复循环：指双方互相酬唱往来。
搜奇抉（jué）怪：搜索新奇，挑选怪异。形容刻意雕镂诗文。
雕镂（lòu）：雕刻。文中指在文辞华丽上下功夫。
韦布：布衣皮带，借指生活贫寒。
里闾（lǘ）：本指里巷的门，文中是指里巷，平民所居。
较其毫厘分寸：比较文章高下。
铿（kēng）锵（qiāng）：金石之声。
幽眇（miǎo）：精微。
信：的确，诚然。
两府：指荆南节度使、湖南观察使两个幕府。
属：随着。
在编者：收录在这本诗歌集里。
咸：都，全。
施之乐章：谱上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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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而有分寸，爽直而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而得出“材全而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而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而流传千古，而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而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而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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